1、在台中市，烟酒专卖局科员刘青山从办公室走出，即被推倒、围殴。后入台中医院治疗，第二天晚上，十余人冲入医院，割去刘的耳朵、鼻子，挖出两眼，再加殴击，直至毙命。
2、在台北桥附近，外省小孩在路上被流氓抓住，一个人抓左腿，一个人抓右腿，将小孩撕开，尸体被丢到水沟里。另有两个小学生，路遇暴民，暴民一手执一学生，将两人的头猛力互撞，直至脑血横流，旁观者拍手叫好。在万华附近，一小孩被捆绑双脚，暴徒将小孩头倒置地上，用力猛击，使脑浆流出，抛于路旁。
3、在台湾银行门前，有一职员从办公室走出，即被暴民当头一棍，打出脑浆殒命。适逢一对青年夫妇路过，又被暴民围住，吆喝喊打，拳脚交加，棍棒齐飞，二人均被打得血肉模糊而死。
上述暴行，令人发指，应视之为骚乱。它们不具有任何正义性与合理性。
“二二八事件”既是台湾人民的抗暴运动，同时又是无理智的骚乱，其中还有外国势力影响和操纵下少数人的“独立”和“托管”活动，三者交错混杂。在台湾各地普遍发生殴杀外省人，并且夺械暴动的情况下，为了恢复社会正常秩序，南京国民政府出动少量武装力量有其必要。但是，蒋介石既坚决反共，又坚决反对台湾独立。早在事件发生前，蒋介石就指示陈仪：“据报，共党分子已潜入台湾，渐起作用。此事应严加防制，勿令有一个细胞遗祸将来。台省不比内地，军政长官自可权宜处置也。”自然，陈仪等人以“反共”和“反台独”名义而采取的各项举措都易于得到蒋介石的支持。
事件发生后，蒋介石虽然迅速确定“现时惟有怀柔”，并且先后派白崇禧、魏道明到台湾贯彻这一政策，以“宽大”为要旨，但是，他对陈仪函电中所一再流露出来的强力镇压、制裁的意见并未驳正，事实上采取默认态度，对赴台军队的行动方针、任务、纪律缺乏严格而明确的规定，及至军队抵台，产生陈仪滥施捕杀、“台民恐慌”等问题后，蒋介石才下令制止，但猛虎出笼，错误已经铸成，纠正无及了。
